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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巧俊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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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笔当锄头,决心锄草除稗,为正社会之风而呼。朴实、坚韧乃父母之赋,正义、直言却是我的追求。 本博客系原创,如需刊登和转载,请联系: hqjchaozhou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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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邱业主的维权之死  

2016-07-08 13:32: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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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过孙志刚之死;

我呼吁过刘涌需死;

我说过邓贵大该死;

……

 

今天,我要写写潮州那位维权的邱业主不该死!他应该好好地活着,活得有尊严,享受着人间天伦之乐。

 

然而,他还是死了,死在恒大的维权中。

 

如何定性这种死,潮州警方已将该案立为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这就很清楚了。

 

我说邱业主不该死,是因为邱先生是潮州恒大城的业主,小区会所改酒店,作为业主,当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并没有什么过错,他的维权是正当合法的。

 

按照《物权法》,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相关公共配套设施的产权由开发商转交给业委会名下,使其归全体业主所有。很显然,小区会所改为酒店就损害了业主们的利益。

 

所谓小区会所,是小区生活服务场所,是根据建设规模的大小配套的设施,换句话说就是为业主们服务的中心。如今要把这个小区会所改为酒店,显然性质就变了。本来这是业主们的娱乐场所,却变成了做生意的场所。

 

众所周知,酒店是对外开放的,无论是从小区的安全来讲,还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小区内都不宜开设酒店。再说小区会所改开酒店也是违法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改变住房性质使其当做经营性用房的要经过其他相邻关系人的一致同意(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小区业主)和有特殊的批准。《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还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由此可见,业主们不仅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且也是在维护的法的尊严。

 

再说把小区会所用途改变为经营性酒店,会使得小区人员流动性增大,增加了小区不安全、不安定的因素,危害性大。还会因经营带来噪声污染,光污染,垃圾增多,干扰业主的正常生活。由此可见,开酒店不仅违法,而且侵犯了业主的权益,恒大应该懂得这个法理。不知恒大是不是店大就欺客?

 

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这能理解,但追逐利润也要合理合法。小区会所改为酒店,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业主们不同意改变会所的性质,这是合理的诉求,恒大应尊重业主,而不是业主不同意,就这样蛮横着,不顾法纪,还大打出手,闹出人命案来。这不是一个房产巨鳄所为的,当然也有损于恒大这个品牌。

 

从这次业主维权,保安殴打业主致死,也暴露出恒大这个“巨无霸”管理中的漏洞与问题。不知恒大会不会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少些业主投诉,不再出现殴打业主的事件。巧哥这样说,是仅7月3日这一天,潮州与邢台这一南一北,都出现了暴打维权业主的事。

 

我说邱业主不该死,还因为他是在维护业主的自身权益,业主们的维权是合理合法的(前面已经阐述),就是维权过度,也不能对业主采取暴力,进行殴打,更不能故意把人伤害致死。

 

无论是业主也好,还是开发商与物业也好,都应该遵纪守法,有问题、有矛盾通过协商来解决。在现实中,开发商与业主的协商地位是不对等的,业主们往往处在弱势的地位,也因为如此,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大都成了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的“蛋糕”,与获利的“自留地”。

 

一条生命就这样突然逝去,尽管与他并不相识,尽管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但邱业主的死,却让人悲伤,也让人痛惜。对于恒大来说,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不知这血的教训是否能换取恒大高层的关注,从此加强管理,多些宽容与人性关怀,少些暴力。

 

人死是不能回生的。邱先生,几天来,多少人因你而心痛。逝者安息愿天堂里不再需要维权。

 

邱先生安息吧!

 

 


延伸阅读



 

两个人的死和舆论监督

 

 洪巧俊


 

2003年,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死有两个:一个是孙志刚,另一个则是刘涌。孙志刚的死,让人悲恸和惋惜;刘涌的“不死”(二审判处死缓),却让人愤怒和质疑。 

 

  孙志刚的死最终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法规的废止。这是因为孙志刚的勇敢和不幸以及媒体、学者和许许多多向前的人穷追不舍的呼吁。而刘涌的“死”,是因为一个个公民的呐喊,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让刘涌最终走上了黄泉路。

 

  刘涌的“死”具有影响力,是二审改判“死缓”之因。假如二审维持一审判处刘涌死刑,刘涌案就不会引起人们如此关注和质疑,从而导致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刘涌案暴露出我国司法程序中的漏洞,也使专家们签字画押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刘涌“不死”显得十分尴尬。

 

  真理有时需要生命来唤醒;谬误有时需要血的代价来纠正。从历史上看,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推动法制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与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有关,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诞生肇源于一位普通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中国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是因大学生孙志刚要活得有尊严,从而成为了中国公民权益事业中的一座里程碑。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刘涌再次判处死刑,这是法治和舆论监督的胜利。

 

  “法治社会”的实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多元力量来共同推动,而媒体代表公众的声音,在逐步推进法治的进步。当今时评的兴起,是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民众的表达欲望日趋强烈的缘故。

 

  对于这两案,笔者发表了评论《刘涌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虎豹?》、《谁为孙志刚的死负责?》、《假如领导没批示媒体不关注,孙志刚案会怎样?》、《启动特别程序调查孙志刚案的意义》。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时评人,但我首先是一位公民,我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

 

  时评首先是一个公民的声音。我想刘涌的再审,不是李曙明先生第一个站出来质疑,众多时评人口诛笔伐,刘涌能进黄泉路吗?如果孙志刚的死,没有记者、时评人穷追不舍的地呼喊和三个法学博士上书人大要求对收容法进行违宪审查,发出公民义正辞严的声音,《收容遣送办法》还能被废除吗?

 

  尽管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些敏感的话题仍然难以“出世”,但我要说,2003年是历年来舆论环境最宽松的一年,否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新闻、《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这样敏感的话题和犀利的时评又怎能与读者见面?

 

 

  一个人为悲剧的发生,能不能唤醒国人的警醒,折射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反省能力;一个人为的错判发生,能不能得到司法的及时纠正,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否公正。如果说,孙志刚的死拉开了中国人以宪法的眼光审视旧制度的帷幕,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能够成为一切违背宪法、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制度的丧钟;那么重审刘涌死刑,则是公民用声音、舆论监督来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武俊先生说,以传媒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是监督公共权力,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也应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强权侵犯的“盾牌”。如果说立法、司法、行政等公共权力是构成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力量源泉,那么公众舆论这一民间性质的权力监督资源实际上几乎是公民社会惟一能够与公共权力对峙和抗衡的力量源泉。倘若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国家推崇的一种信条,那么“以舆论监督权力”则堪称现代公民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理念和高擎的一面民主旗帜。

 

  试问,如果没有媒体发挥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能启动特别程序调查孙志刚案?高法会不会提审刘涌?应是一个悬案。最终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使刘涌执行死刑,应该说,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功不可没。

 

  马克思曾经写过,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官场弊病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百应的喉舌。

 

  在新的一年,但愿舆论环境再多点宽松和自由度!

 

原载2004年1月4日《杂文报》 选于2004年度最佳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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